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2015-10-16

(出庭公诉人从右至左依次为:东营市检察院党组成员、检委会专职委员周博生,公诉二处处长吕峰,助检员赵素祯)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东营市人民检察院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公诉意见书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审判长、审判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三条和第二百零三条的规定,我们受东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指派,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在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对被告人倪发科进行了讯问,向法庭宣读、出示了相关证据,上述证据均由检察机关依法取得,内容客观真实。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公诉人认真履行法律职责,对全案证据进行了审查,这些证据经当庭举证和质证,充分证明了本案证据不仅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而且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足以证明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倪发科犯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为充分阐明检察机关的观点,进一步揭露犯罪,现发表如下意见: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一、起诉书指控倪发科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一)受贿罪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公诉意见书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出示了大量证实倪发科构成受贿的证据:

(1)被告人倪发科的履历证明、任职文件等书证,证实了倪发科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和其实施犯罪所利用的职务和职责。

(2)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倪发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倪发科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事实,既有郑某、黄某、吉某等九名行贿人的证言直接指证,也有其下属张某某、张某、陈某、杨某等证言予以印证。证实了倪发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行贿人的请托,通过签批、签发、指示、安排下属等方式,为他们公司在取得建设用地、违规享受优惠政策、调整项目规划、提高容积率、取得探矿权等方面提供帮助。

还有会议纪要、房地产开发协议、用地指标申请、探矿权评估报告等大量书证在案佐证,充分证实倪发科实施了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倪发科对此也当庭供认不讳。

(3)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倪发科收受了他人财物。

起诉书指控倪发科直接或通过他人先后49次非法收受行贿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48万余元。有行贿人证言、倪发科妻子徐某、其兄倪某、其弟倪某、其连襟杨某等多人证言,分别证实给倪发科送钱物及收受财物的事实,侦查机关依法调取的相关企业财务账目、银行查询资料、交易明细清单等大量书证,以及涉案玉石鉴定意见等证据,与上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充分证实倪发科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倪发科当庭对此也供认不讳。

(4)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倪发科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被告人倪发科长期担任领导干部,非常清楚手中的权力能给他人带来巨大的利益,也清楚吉某、黄某、丁某等人给予其本人财物的目的是想通过他手中的权力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正如倪发科2013年9月19日亲笔供词中讲的那样:我在担任六安市市委书记和省政府副省长期间,利用国家赋予我的权力为吉某提供了很多帮助和支持,他为了感谢我,多次送我玉石,玉器和工艺品,而且数量很多,价值不菲。

一些老板知道我的爱好后也投我所好,开始以礼相送我玉石玉器,我只要喜欢上的,虽然明知道价值不菲,也顺其自然都收下。吉某、黄某经常买玉石玉器送给我,我因痴迷上了玉石加上贪欲之心,忘记了党纪国法,尽然全部收下,这是一种不同形式,既隐蔽又巧妙的行受贿。由此可见,倪发科本人对于玉石的价值和请托人投其所好送钱送物权钱交易的本质是非常清楚的,这充分说明了倪发科受贿的主观故意是非常明确的。

综上,被告人倪发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符合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受贿罪。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在刚才的法庭调查中,公诉人出示了证实倪发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相关证据,有其妻徐某、女儿倪某等证人证言,倪发科供述,以及物证照片、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扣押物品清单》和《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等,上述证据均系检察机关依法取得,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充分证实了倪发科对其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出合法收入,对差额为58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被告人倪发科犯罪的主要特点和社会危害性

(一)被告人倪发科收受贿赂的犯罪手段多样、具有迷惑性、隐蔽性和欺骗性。

本案中,倪发科收受的财物大部分是玉石、玉器。在案证据显示,倪发科仅收受吉某、黄某、张某三人所送玉石、玉器共有174件,字画3幅,共计价值940万余元,占其全部受贿数额的69.7%。玉石,通常让人联想到的是冰清玉洁、一尘不染,春秋时宋国宰相子罕,为官清廉,有人送其玉石,子罕坚决不收,他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石为宝,如果硬要予我,皆丧宝也,从此后人常以不贪为宝来赞美官员的清廉品质。

而在本案中,本该纯净的玉石却与欲望纠缠在了一起,掺杂了权钱交易。

行贿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从送传统的真金白银,改送名家字画、玉石玉器等贵重物品,让其收的心安理得,而收受后往往与行贿人达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默契,在今后的交往中给予以特殊的支持和帮助。这就是当今所说的雅贿,雅贿这是本案的一个显著特点。

首先,刑法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财物是指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本案中倪发科收受的玉石、玉器、字画、工艺品都属于刑法规定的贿赂范畴。

其次,倪发科收受玉石、玉器、字画的行为体现了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在日常生活中,倪发科本人有收藏玉石的雅好,2014年1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所报道:倪发科认为玉石、字画比现金高雅、文明、隐蔽,披上爱好的外衣,更能掩人耳目。

玉石、字画物小价高、保值增值,易保管、易隐蔽,即使被人发现,玉石无价,无法认定,懂得的人知道你有这爱好,不懂的人也不知道什么价钱。慢慢地这种雅好,按倪发科自己的话说,使自己到了痴迷的程度。行贿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投其所好,而倪发科在收受后往往与行贿人心照不宣,在交往中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利益,从雅好演变为雅贿。雅贿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的受贿犯罪形式。

雅贿,本质上就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其性质绝不会因贿赂的物品不同而有区别,雅贿比起传统的行贿、受贿方式更加具有迷惑性,更加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更不易被察觉。这种披上了爱好的外衣、穿上了高雅的马甲的交易,其本质依然是借公权力谋取私利的严重腐败行为,脱不了权钱交易的本质。

(二)被告人倪发科受贿次数多、时间跨度长、受贿数额1348万余元

被告人倪发科从1999年开始担任六安地区行署专员、2000年任六安市市长、市委书记、到2008年任安徽省副省长,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从2000年到2012年受贿犯罪次数多达49次,每年都没有间断。从收受贿赂的时间来看,安徽某公司董事长丁某从2000年到2011年,安徽某公司董事长黄某从2003年到2013年,时间跨度长达10年之久,可以说他们的发展壮大跟倪发科的所谓帮助密不可分,形成了特殊的官商共同体,倪发科为开发商黄某、丁某、郑某等人违规享受优惠政策、违规调整规划提高项目容积率等方面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使开发商获取了巨大的利益。

被告人倪发科从一名普通下乡知青通过努力工作、组织培养逐渐成长为党的一名领导干部,在过去的工作岗位上,他曾经辛勤付出、勤勉工作,为当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从陆安红色老区走出去的第一位副省级干部。

本该更加努力工作回报组织的信任和培养,但倪发科在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权力观的影响下,没有守住道德底线、法律底线,最终走向犯罪。倪发科的犯罪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影响了执政公信力,损害了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今天,我们在依法指控倪发科犯罪的同时,也要从中汲取教训、敲响警钟。在当前着力推进依法治国和加强反腐倡廉的新形势下,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贪图安逸、滋长享乐主义,一定要高度警惕、高度警觉,决不能搞权钱交易,决不能被各种形式的雅贿所击溃。任何时候都要廉洁自律,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只有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才能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被告人倪发科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公诉人对被告人倪发科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提出如下意见:

(一)被告人倪发科单独或共同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348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且有谋取不正当利益情况;有折合人民币58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依法应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

(二)被告人倪发科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折合人民币940万余元的受贿犯罪事实,属于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根据2009年3月12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此种情形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三)被告人倪发科被组织调查后,在较短时间内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并积极退回大部分赃款、赃物,在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后直到今天庭审,(虽然被告人倪发科当庭对部分事实提出辩解,但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提出异议)被告人倪发科始终能够保持较好的认罪、悔罪态度,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审判长、审判员:请合议庭综合本案的事实、证据、情节,根据被告人倪发科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对被告人倪发科依法做出公正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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