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卡夫卡式的艺术家

2015-10-11

从去年开始,张晓刚的画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他的名字很快飚进了全球当代最著名的画家之列,并创下了活着的亚洲画家的拍卖最高纪录

张晓刚:卡夫卡式的艺术家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张晓刚:卡夫卡式的艺术家

位于北京城郊的酒厂艺术园,在烈日下燥热而安静。酿造二锅头的废弃厂房,改造成艺术仓库,已经不再飘散酒香,但还常常有人,不厌其烦,大老远驱车前来,去敲那一扇扇紧关着的门。下午起来,穿着汗衫大裤衩的张晓刚,应声出来开门——门外站着六七条人,分属于日本、法国以及中国本土的3家不同媒体记者,礼貌而固执地,要求采访。

这还不是他的最高纪录,最多时,他的工作室里,同时接待过5拨记者。这个少年时害羞、沉默、轻度自闭的画家,现在可以流水作业般,从容应付那些内容相仿的提问。

如果没有这一拨人,这个下午,他本来是要画画的。他常常拿着画笔,走到自己的画前,画几笔,再退开去远看,再走近,画几笔。他测算过,在画板前来回踱步,加起来,每天都有若干公里。

画室的四面,竖着他新画的作品,随着工作室越来越大,他的画也越画越大了,整整一面墙的尺寸,画了5个一字排开的小孩子,他们分别穿着工农商学兵的服饰,满脸成人般的井然、严肃的世故表情,但是一丝不苟的衣冠之下,袒露着他们粉红的、童稚的生殖器。

从去年开始,张晓刚的画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大家庭》系列中的一幅在苏富比拍到了78万美元,很快,这个纪录又被打破,他的《天安门》,在经过一番激烈竞投之后,被一位神秘买家以1800万港元的价格拍得,而这幅画从他手中被买走时,价格只不过是1000多美金。

他的名字很快飚进了全球当代最著名的画家之列,并创下了活着的亚洲画家的拍卖最高纪录。“我的画卖100美元的时候,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到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这个市场疯掉了。”

与名画家同班

张晓刚4岁开始握住画笔,在机关工作的母亲无暇顾及家中的孩子,怕孩子们出去野,便教几兄弟画画打发时间,最后只有老三张晓刚坚持下来。“小时候害羞,基本上不怎么跟人来往,一个人呆在家,看书,画画,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也是一个出口。通过画画,你可以和你创作的人物交流,就不用跟外面的人交流了。”

16岁那年,父亲带他去看望一个画家,张晓刚看着他家中满墙的画,觉得他一定是大师。

正是这位启蒙老师,把欧洲的绘画技法和理念灌输给了张晓刚。“我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学画的欲望,每天都跑到那位画家家里去学画画,进步飞快。父母都认为我疯掉了。”开学交学费,张晓刚悄悄把书费扣下来,拿去买纸笔,买颜料。这件事情,父亲到现在都不知道。实际上,直到张晓刚的作品在国际上卖出天价之前,很多年,他父母都不知道他在北京干什么。

在张晓刚的印象里,从小到大,他几乎就没有从父母老师那儿得到过表扬,那个教画画的老师虽然认为他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但是也从不说一句赞扬的话。这种艺术上的自卑,在张晓刚考入四川美院以后,被放到了最大。

在云南当了两年知青的张晓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四川美术学院在云南只有两个招生名额,一个是油画,一个是版画,张晓刚就成了那年云南省惟一一个被四川美院油画系录取的大学生。

“别人跟我说我的人事关系被四川拿走时,我说:‘不可能,我这么差。是不是招生的人弄错了?’”

张晓刚所在的班级,是当时全国美术界的明星班,何多苓、程丛林、罗中立、高小华等,都是他当时的同班同学。初进校时,跑到同学宿舍一看,他就傻眼了,他们画得太好了!“比我临摹的范本都好得多,简直跟国外的画册一样,像何多苓的画,我觉得跟谢洛夫没有什么区别。”他后来坦承,当时的同学里,何多苓、程丛林对他影响最大。

太平间楼上

他们班的同学很快就创作了一批伤痕题材的作品: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高小华的《为什么》、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罗中立的《父亲》都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伤痕绘画的风格和语言主要是学习俄罗斯巡回画派,这与张晓刚从启蒙老师那里学习的欧洲绘画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也与他的天性相左,他试图纠正和模仿,但始终觉得别扭。一年级结束的时候,他写信给哥哥,说:整整一年都没有进步,我想退学。

他想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太喜欢画画了,不能放弃。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图书馆买入了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册,张晓刚对这些新书特感兴趣,每天放学都用一个小本临摹印象派作品,开始学习西方现代艺术。再后来,他接触到星星画展的领头人马德升、王克平,当时还看不懂的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把张晓刚弄得很兴奋,他发现除了苏联式的绘画语言之外,原来大有另外的道路可以走。

临毕业创作时,他去四川阿坝藏族地区体验生活,回来后画了一批藏族题材的创作稿。当时毕业创作需要经学校审稿批准,通过以后,才发给画布、画框和颜料。结果张晓刚的草稿没通过,学校认为,他的风格太粗野。没有材料,张晓刚最后把画画在了牛皮纸上,在川美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

不久,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栗宪庭来四川组稿、找新人。开会时,栗宪庭说了句,“除了别人的,张晓刚的这批也不错。”就因为老栗这句话,学校通过了张晓刚的毕业创作。直到现在,张晓刚还很感激当年的这位伯乐——当期的《美术》发表了罗中立和张晓刚的作品,评价张晓刚有“近乎凡高的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他的艺术自信。

毕业离开校园,张晓刚回到老家云南昆明,与毛旭辉、潘德海、叶永青来往密切,“85新潮美术运动”兴起后,他们成立了“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成为“新潮美术”的创作骨干,主张在理性主义之外寻找神秘而原始的生命诉求。

张晓刚在地方歌舞团做过几年舞美,“白天看很艳俗的东西,晚上画一些恐怖的魔鬼”。后来又转到四川美院任教,“四川美院盛行的是乡土艺术,只有我和叶永青两个人喜欢现代艺术,学校对我们的作品不感兴趣,校领导还劝年轻教师不要跟我们来往。”

有几年他几乎是泡在了酒桶里,“每个星期大醉一场,小醉两场。82年,83年,两年的时间,一直过那样的生活。”喝得胃出血,被送到医院,住了两个月,他病房的楼下,是太平间。

这也许是他第一次触摸到死亡。他要求医生让他看看人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医生同意了。

这段经历,后来被许多媒体渲染成了他青年时代的一次濒死体验,“生死关头是一个体验,不是说我的身体到了要死掉的程度,只是又年轻,又有幻想,读的书又比较多,受的毒害比较深,加上身体不好,想的问题就比较大,比如死亡,比如宗教。”那段时间,他陆续画了一批阴暗、晦涩的作品:肢解的手,残缺的躯体,疑似人脑或羊肠的不明物体软塌塌地堆成一团,而上帝的头颅漂在水面上……

“出院以后我在门上贴了一张字条,‘养病期间,概不会客’。我开始画一些跟死亡有关的题材,精神上又孤独又骄傲,觉得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和周围已经有了距离,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我们那帮人基本上都是过这种分裂的生活,是一帮让人头疼的愤怒青年。”

血缘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击

1993年秋,张晓刚从北京回到昆明老家,重新思考他在绘画风格上应该作出的改变。他发现了一套家藏的老照片,大时代背景下的小家庭,是不是可以作为一系列以“文革”为背景的创作素材?

在逐渐摸索中他找到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一瞬间,他感觉到,“要出东西了”,似乎是某种更为强大的意志抓住他作为一件表达的工具。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他花了两年时间专门研究技法,把背景降到最低,把色彩降到最低,把一切学院教给他的东西降到最低。

他发现他是给自己找了个苦差使——按照他的画法,每一幅画他都必须画三到四遍以上,一层干了,画另一层。“我是一个追求原作感的画家,我一定要让人看了我的原作,觉得看印刷品不过瘾。”

张晓刚似乎永远也画不出阳光明媚的画来,他甚至不会画微笑的人,只画过一对微笑着的情人,但画这幅画的过程让他无比别扭。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艺术作品永远是阴性和忧郁的。后来的《血缘 大家庭》系列、《同志》以及《记忆与失忆》等系列,无一不是阴性气质贯穿始终。那些似乎是斑驳老照片中的人物,拥有被时代整齐划一了的外型、衣着和表情,那些单眼皮的眼睛,眼仁微微凸起,冷漠而警觉,神态游移。

“我就像家里的一个多余的人,他们根本不需要我。下乡的时候,临走前,我爸给我哥10元,只给我5元,哥哥分一些钱给我,我爸还跟他说:‘别给他,他又会乱花。’我每次从乡下回家,一定要背一袋米回来,快吃完的时候,我爸就会跟我说:‘米吃完了,你该走了。’如果我不带口粮回去,他会说:‘我们怎么养得起你?’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家的感觉,下乡让我精神愉快,我觉得我自由了,能够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离家越远越好。”

曾经有一个法国人对张晓刚说,感觉他是一个“卡夫卡式的艺术家”,张晓刚问他为什么,法国人掰着手指给出了几点理由:比较关注私密性;向内,相对地封闭自己;关注的都是个人的感觉,而且是不太正常的感觉;都有幻想的成分;都是日记式的表述方式,写什么都是我我我,而不是他他他。“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而且我也很喜欢卡夫卡。”

1999年与唐蕾离婚后,他拎了个包从成都来到北京,41岁换个城市重新租房过单身汉的生活。上午睡觉,下午画画,晚上跟朋友们碰面、喝酒。之后的8年里,他搬了好几次家,还是没找到扎根北京的感觉,他说:我是一条野狗。

一次在重庆,他跟方力均、王广义一起办讲座,学生问他,对血缘和家庭怎么看,他脱口而出:血缘牢不可破,家庭不堪一击。

是的,掌握了血缘与家庭,就掌握了张晓刚的主线。他的画里永远都有父母隐约浮现的面孔,他的工作室里贴着女儿欢欢从小到大的照片,她是他刚开始画婴儿的模特,只是她自己不知道。女儿13岁出画册《家有小狗》,他欢喜地为她写序言,并暗自得意孩子继承了他的禀赋。他办公桌上的烟缸,是一只张开的大手,每个手指头上都刻着不同表情的人脸。女儿小的时候,他常把自己的手指头画上哭笑各异的人脸,他的大手就成了女儿的玩具。

“女儿有心,她还记得。”女儿大了,看见这样的烟缸,忆起儿时的游戏,就买下来,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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